击鼓鸣冤，乍听之下似乎是草民进衙门的一个步骤，只是这也只是乍听而已，大明朝的诉讼，击鼓的却是少之又少，甚至有不少县衙，连鼓槌都未给你准备。

原因无他，重点在这个冤字。

大老爷们励精图治，晴天白日的，怎么可能有冤？

一般的诉讼，都是先报告里长，再由里长居中调解，带着人来与衙门交涉，衙门的公吏便准备好宗卷，递交给官老爷，官老爷再斟酌处置就是。

所以除了大案要案，地方衙门都带着一种随意性。这还是因为顺天府是在天子脚下，若是在寻常的州府县衙，那就更不会有告状一说了，古时有一个说法，叫做政权不下乡，乡里人犯了案子，都是由宗法来处置，有时由里长会同宗族的族长一同处置，就是这里长，其实也只是观摩而已，并不会提出自己的意见，毕竟宗族有宗族的规矩，人家处置自己的人，关你什么事？

因此，才有贞观之治，一年勾决的死囚才不过数十人，其实不只是唐太宗，就是在大明，除了洪武和文皇帝那种妖孽，清平年间，一年的判下来的秋后问斩之类的重案大致也不过百来件。

这倒不是说天下太平，连犯罪的人都少了，只是大多数的案件和纠纷，都由宗族代劳了，通常就是通奸者男的仗打，妇人骑木驴或是浸猪笼，杀人的偿命，胡说八道的挨巴掌，反正各地的乡法不同，各自有各自的花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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